「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」，孝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，歷朝歷代都很重孝，但與其他朝代不同的是，晉朝對孝道推崇尤為突出，甚至強調要以孝治國，而非以忠治國。
在諸多歷史文獻以及掌故傳說里，我們經常可以看到某些人物在面臨「忠孝難兩全」的情況時，都會舍孝而取忠。非但如此，古人在父母死後，有丁憂三年的習俗，但若是為了朝廷大事，則可以「奪情」。由此可見，對朝廷之「忠」應該是優先於對父母之「孝」的，唯獨晉朝例外。
嚴格來說，以孝治國應該是源於漢朝，兩漢二十四帝，除了兩個開國皇帝劉邦與劉秀之外，其餘所有皇帝的謚號之前都加了一個「孝」字，比如漢武帝的謚號其實是孝武帝，漢獻帝謚號也是孝獻帝。但漢朝對孝的推崇，還在一個正常人能理解的範圍內，晉朝則不然。
事實上，在晉朝不僅孝大於忠，其對孝道的推崇更是已經達到了病態一般的地步，後人編輯的二十四孝故事中，晉朝就佔據了五個名額，其中有一個郭巨「埋兒奉母」的故事，說的是郭巨因為家裡窮，決定把兒子活埋了，節省糧食供養母親。
故事中郭巨是東漢人，但寫故事的卻是東晉的干寶，因此其所反映的也是晉人的思想，孝固然是一種傳統美德，但「埋兒奉母」這樣病態的愚孝，卻是絕不可取的，為何西晉會推崇這樣的孝道呢？我認為，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。
高貴鄉公何在？——晉朝沒臉談忠，於是只能強調孝
《晉書·庾純傳》記載了這樣一則歷史故事：
純曰：「長者為壽，何敢爾乎！」充曰：「父老不歸供養，將何言也！」純因發怒曰：「賈充！天下凶凶，由爾一人。」充曰：「充輔佐二世，蕩平巴、蜀，有何罪而天下為之凶凶？」純曰：「高貴鄉公何在？」眾坐因罷。充左右欲執純，中護軍羊琇、侍中王濟佑之，因得出。
從這則故事，我們可以看出兩個問題：
第一個問題，賈充是西晉開國第一功臣，深受晉武帝司馬炎器重，庾純與他發生爭執，賈充竟然諷刺庾純「父老不歸供養」，導致庾純大怒，與賈充對罵。庾純為何會因為這句話發怒？原因正如前文所言，此時朝廷極為推崇孝道，賈充指責庾純不供養父親，庾純自然忍不下這口氣。
第二個問題，為何賈充又因為一句「高貴鄉公何在？」而與庾純徹底翻臉呢？高貴鄉公即是魏國國君曹髦，賈充本是魏國重臣，卻投靠了司馬氏，在光天化日之下，安排刺客於大街之上刺殺了曹髦，為司馬氏篡位鋪平了最後的道路，可以說這是賈充一生中最大的污點。
事實上，這兩個問是相互關聯的。正因為司馬氏是依靠「當街刺殺高貴鄉公」這樣的方式來篡奪魏國政權的，所以雖然西晉自稱繼承了漢魏正朔，卻依然沒法厚著臉皮一味強調忠，於是就把孝抬到了比忠還重要的地步。
晉朝的統治階級是出身於遵從儒家禮教的豪族，是以重孝
晉與魏的政權嬗變，表面上看是司馬氏取代了曹氏，但實際上這並非一家一姓之事，而是豪族對寒族的勝利。
《三國志·武帝紀》記載：
太祖武皇帝，沛國譙人也，姓曹，諱操，字孟德，漢相國參之後。桓帝世，曹騰為中常侍大長秋，封費亭侯。養子嵩嗣，官至太尉，莫能審其生出本末。嵩生太祖。
曹操雖然是曹參的後人，但經過幾百年時間，曹家已經沒落，其父曹嵩竟然拜了宦官曹騰為乾爹，可見，曹操是寒門出身。史書還記載說曹操「任俠放蕩，不治行業」，這說明曹操與漢末主流的豪門不同，並不遵從儒家禮教，曹操身居高位，代表寒族得勢。
但曹操想取代劉氏卻沒那麼容易，因為出身問題，他不可能獲得豪門士族的支持，於是就下令任人唯賢，只看才能不看出身，這樣一是能網羅一些懷才不遇的人才，二是尋求天下所有寒門的支持，從而與豪門對抗。
司馬懿本來也是出身豪族，見曹操勢大，於是就投靠了曹操，但內心卻一直在想著顛覆曹操以及曹魏政權。在曹操打敗袁紹之後，原本一些團結在袁紹周圍的寒族，於是就轉投司馬懿門下。
再加上曹操死後，一些原本是曹操一系的寒族也叛變投靠了司馬懿，於是司馬氏的勢力日漸坐大，並最終依靠政變奪權，成功篡奪了魏國正統。
概而言之，晉朝的統治階級司馬氏以及圍繞在司馬氏周圍的大部分朝廷重臣，都是豪族出生，他們數百年以來都一直遵從儒家禮教，這便是晉朝特別重孝的另一個因素。
西晉重孝之影響——佛教之孝
佛教大約在漢明帝時傳入中國，但漢代佛學一直未能大興，一直到晉朝時，因為連年戰亂，佛法才開始有了發展壯大的土壤。
在傳入中國之初，佛教並不重視孝道，在佛法的世界觀里，人生如苦海，提倡不娶妻生子，佛門弟子都要剃髮毀服、拋妻絕嗣、不跪父母，再加上佛教推崇的是消極出世，於是就被認為是不忠不孝的歪理邪說。
後來，到了西晉年間，由於朝廷對孝道的重視達到了史無前例的地步，佛教為了在中國立足，開始嘗試主動與中國的孝道融合，開始翻譯了一篇《佛說盂蘭盆經》。
在《佛說盂蘭盆經》中，講述了佛祖十大弟子之一目連的故事，而目連在經文中的形象是一個孝子形象，這與佛教一開始棄親絕嗣、出家為僧的理念截然不同。
這一現象，也從側面說明了西晉一朝對孝道之重視，因為東漢初年傳入中土之後，到此時已有三百年左右的時間，這三百年間佛教始終不曾向中國傳統的孝道妥協，卻偏偏在西晉年間開始退讓，足以證明，佛教此時如果再不改變，可能會徹底失去立足的土壤。
結語
「羊有跪乳之恩，鴉有反哺之義」，父母之生育，是世上最大的恩情，因此盡孝也是每個人最基本的道德底線，但不代表人應該無條件、無底線的愚孝。就比如郭巨埋兒奉母的故事，聽起來是一個宣揚孝道的故事，但郭家孩兒何辜？我們今人回望晉朝這段歷史時，一方面要吸取其重孝的傳統美德，另一方面也要警惕「埋兒奉母」這樣病態的愚孝觀。
參考文獻：
《晉書》
《三國志》
《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》
埋兒奉母——晉朝為何推崇如此病態的孝道？
「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」，孝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，歷朝歷代都很重孝，但與其他朝代不同的是，晉朝對孝道推崇尤為突出，甚至強調要以孝治國，而非以忠治國。
在諸多歷史文獻以及掌故傳說里，我們經常可以看到某些人物在面臨「忠孝難兩全」的情況時，都會舍孝而取忠。非但如此，古人在父母死後，有丁憂三年的習俗，但若是為了朝廷大事，則可以「奪情」。由此可見，對朝廷之「忠」應該是優先於對父母之「孝」的，唯獨晉朝例外。
嚴格來說，以孝治國應該是源於漢朝，兩漢二十四帝，除了兩個開國皇帝劉邦與劉秀之外，其餘所有皇帝的謚號之前都加了一個「孝」字，比如漢武帝的謚號其實是孝武帝，漢獻帝謚號也是孝獻帝。但漢朝對孝的推崇，還在一個正常人能理解的範圍內，晉朝則不然。
事實上，在晉朝不僅孝大於忠，其對孝道的推崇更是已經達到了病態一般的地步，後人編輯的二十四孝故事中，晉朝就佔據了五個名額，其中有一個郭巨「埋兒奉母」的故事，說的是郭巨因為家裡窮，決定把兒子活埋了，節省糧食供養母親。
故事中郭巨是東漢人，但寫故事的卻是東晉的干寶，因此其所反映的也是晉人的思想，孝固然是一種傳統美德，但「埋兒奉母」這樣病態的愚孝，卻是絕不可取的，為何西晉會推崇這樣的孝道呢？我認為，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。
高貴鄉公何在？——晉朝沒臉談忠，於是只能強調孝
《晉書·庾純傳》記載了這樣一則歷史故事：
純曰：「長者為壽，何敢爾乎！」充曰：「父老不歸供養，將何言也！」純因發怒曰：「賈充！天下凶凶，由爾一人。」充曰：「充輔佐二世，蕩平巴、蜀，有何罪而天下為之凶凶？」純曰：「高貴鄉公何在？」眾坐因罷。充左右欲執純，中護軍羊琇、侍中王濟佑之，因得出。
從這則故事，我們可以看出兩個問題：
第一個問題，賈充是西晉開國第一功臣，深受晉武帝司馬炎器重，庾純與他發生爭執，賈充竟然諷刺庾純「父老不歸供養」，導致庾純大怒，與賈充對罵。庾純為何會因為這句話發怒？原因正如前文所言，此時朝廷極為推崇孝道，賈充指責庾純不供養父親，庾純自然忍不下這口氣。
第二個問題，為何賈充又因為一句「高貴鄉公何在？」而與庾純徹底翻臉呢？高貴鄉公即是魏國國君曹髦，賈充本是魏國重臣，卻投靠了司馬氏，在光天化日之下，安排刺客於大街之上刺殺了曹髦，為司馬氏篡位鋪平了最後的道路，可以說這是賈充一生中最大的污點。
事實上，這兩個問是相互關聯的。正因為司馬氏是依靠「當街刺殺高貴鄉公」這樣的方式來篡奪魏國政權的，所以雖然西晉自稱繼承了漢魏正朔，卻依然沒法厚著臉皮一味強調忠，於是就把孝抬到了比忠還重要的地步。
晉朝的統治階級是出身於遵從儒家禮教的豪族，是以重孝
晉與魏的政權嬗變，表面上看是司馬氏取代了曹氏，但實際上這並非一家一姓之事，而是豪族對寒族的勝利。
《三國志·武帝紀》記載：
太祖武皇帝，沛國譙人也，姓曹，諱操，字孟德，漢相國參之後。桓帝世，曹騰為中常侍大長秋，封費亭侯。養子嵩嗣，官至太尉，莫能審其生出本末。嵩生太祖。
曹操雖然是曹參的後人，但經過幾百年時間，曹家已經沒落，其父曹嵩竟然拜了宦官曹騰為乾爹，可見，曹操是寒門出身。史書還記載說曹操「任俠放蕩，不治行業」，這說明曹操與漢末主流的豪門不同，並不遵從儒家禮教，曹操身居高位，代表寒族得勢。
但曹操想取代劉氏卻沒那麼容易，因為出身問題，他不可能獲得豪門士族的支持，於是就下令任人唯賢，只看才能不看出身，這樣一是能網羅一些懷才不遇的人才，二是尋求天下所有寒門的支持，從而與豪門對抗。
司馬懿本來也是出身豪族，見曹操勢大，於是就投靠了曹操，但內心卻一直在想著顛覆曹操以及曹魏政權。在曹操打敗袁紹之後，原本一些團結在袁紹周圍的寒族，於是就轉投司馬懿門下。
再加上曹操死後，一些原本是曹操一系的寒族也叛變投靠了司馬懿，於是司馬氏的勢力日漸坐大，並最終依靠政變奪權，成功篡奪了魏國正統。
概而言之，晉朝的統治階級司馬氏以及圍繞在司馬氏周圍的大部分朝廷重臣，都是豪族出生，他們數百年以來都一直遵從儒家禮教，這便是晉朝特別重孝的另一個因素。
西晉重孝之影響——佛教之孝
佛教大約在漢明帝時傳入中國，但漢代佛學一直未能大興，一直到晉朝時，因為連年戰亂，佛法才開始有了發展壯大的土壤。
在傳入中國之初，佛教並不重視孝道，在佛法的世界觀里，人生如苦海，提倡不娶妻生子，佛門弟子都要剃髮毀服、拋妻絕嗣、不跪父母，再加上佛教推崇的是消極出世，於是就被認為是不忠不孝的歪理邪說。
後來，到了西晉年間，由於朝廷對孝道的重視達到了史無前例的地步，佛教為了在中國立足，開始嘗試主動與中國的孝道融合，開始翻譯了一篇《佛說盂蘭盆經》。
在《佛說盂蘭盆經》中，講述了佛祖十大弟子之一目連的故事，而目連在經文中的形象是一個孝子形象，這與佛教一開始棄親絕嗣、出家為僧的理念截然不同。
這一現象，也從側面說明了西晉一朝對孝道之重視，因為東漢初年傳入中土之後，到此時已有三百年左右的時間，這三百年間佛教始終不曾向中國傳統的孝道妥協，卻偏偏在西晉年間開始退讓，足以證明，佛教此時如果再不改變，可能會徹底失去立足的土壤。
結語
「羊有跪乳之恩，鴉有反哺之義」，父母之生育，是世上最大的恩情，因此盡孝也是每個人最基本的道德底線，但不代表人應該無條件、無底線的愚孝。就比如郭巨埋兒奉母的故事，聽起來是一個宣揚孝道的故事，但郭家孩兒何辜？我們今人回望晉朝這段歷史時，一方面要吸取其重孝的傳統美德，另一方面也要警惕「埋兒奉母」這樣病態的愚孝觀。
參考文獻：
《晉書》
《三國志》
《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》